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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汉翻译过程包括理解和表达两个重要的阶段。只有在正确理解原文词义的基础上,才能正确地表达原文。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有关英汉翻译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引言:英汉翻译研究生态学视域的成立
生态学是研究物质与周围环境关系的一门科学,其发轫之初很长时间里被用于自然科学研究。而随着生态学的发展和交叉、跨学科研究日趋成熟,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们发现了生态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相容性,认为人文社会领域和自然一样,事物与事物、事物与环境间都发生着联系,没有独立于环境之外的事物和现象,故而认为生态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同样适用于社会科学研究。生态学研究与社会科学研究遂真正结合起来。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们对文本的认识由仅仅关注认识文本内部自足性问题发展到研究文本内外部关联问题,研究的视野也随之由微观文字向宏观文化转向,人们对文本的认识,已无法将文本语言与该语言所蕴含或显现的某国或某民族的文化相割断。对于成功的翻译者来说,他不仅要作为两种语言的专家,还要是两种语言各自代表的文化的熟知者。对于英汉翻译的研究者来说,他们需要不断探寻着解释原文本与译文本之间形成文化差异的依据———这些依据就是社会各层面因素影响文本文字的关系。生态学强调事物与其环境协调、互动、互相促进。在英汉翻译领域,一个成功或优秀的译作应当是不仅内部自足和谐发展,而且内部与外部互惠互利、共生共栖的文本。其动态性体现在这种交互作用是永无止息、不断旋螺式发展的,而非一成不变或者无意义的重复。用生态学视角看待英汉翻译,为的是建立一种整体性思维。有学者为“整体性”的意义进行了阐释:“整体性是生命的基本属性,整体性不是部分的简单累加,也不是由外力推动而形成的原子集合体,它有着超越部分之和的更为丰富的内涵和属性。”对翻译及其研究工作来说,把握“整体性”是关键。翻译活动涵盖原文本和译文本,涉及原文作者、译者、译文读者3方,包括语言和文化2个层面,同时受到政治环境、经济环境、主流意识形态等的影响。梳理和廓清这些形成翻译活动的要素的动态平衡发展,有助于建构英汉翻译研究的生态学视域。
二、原文本与译文本的交互解读
原文本一经生成,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在各种读者解读下成为“一百个读者有一百个哈姆雷特”的消费品。如果没有读者的阅读,则文本只是完成了生产过程,惟有读者的阅读才能使文本的意义得以生成,使文本价值得以实现。译文本的产生就是原文本蕴涵得到复活的一个过程,译文本的产生同时是对原文本的“消费”,促成原文本价值的重新生成和意义再现。译文本对原文本的意义即在于此:扩大或者新生成原文本意义。译者与原文作者的生活背景、个人知识、经验、思维方式等都有很大差异,译者对原文本的意义进行解读的过程中有译者的前结构参与,这种前结构大大影响了原文本意义的重现:原文作者将生活的客观信息内化于文本,译者在翻译之前先作为原文本的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以自己的前结构对原文本进行内化,但这次内化的主体是译者而非原文作者,由此不同主体所作的“内化”经由不同文本载体产生出不同的文本接受。原文本意义和译者根据前结构而解读出来的意义不同,所以可以说,译者通过内化能扩大原文本的意义,使原文本意义更加多样。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批评两种理论都强调读者阅读对文本的意义,认为读者也是促成文本意义产生的主体之一。译者作为原文本的一种特殊的读者,他的阅读并不是被动地阅读,他是原文本意义产生的主体之一。生态学视域下的译者已经不是“戴着镣铐跳舞”的对原文本亦步亦趋的“传声筒”,而是担任协调者、统筹者的角色。多样化的意义被译者融注于笔端,形成了译文本,多样化的意义由此再传递给译文读者。由上文所述可见,译文本不是对原文本文字表达简单地“复述”,而是积极地参与了原文本的意义生成。但原文本对译文本的决定意义又不言而喻,因为译者对原文本无论如何创新解读,都须坚持一个原则———不能颠覆原文本的根本主旨。“生态观认为,生物圈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各种要素之间进行着有序的能量、信息和物质交换。”在翻译这项工作中,原文本和译文本成为两个和谐共生、交互解读的文本圈。尤其经典的作品是如此,原文本、译文本共同服务于这部作品的题旨、指向,使经典作品传世;原文本、译文本形成作品的两个共生共存的表现载体,相互间发挥最佳协调效果,共同服务于作品价值的生成和阅读消费。
三、译者与译文本环境的互动
生态学认为,自然界具有适者生存的原理。只有符合该法则而存活下来的事物才称得上有较强的生命力,在遇到各种生存困境时才能够延续生命,这个原理在人类的进化和发展史上已成无可辩驳的规律。英汉翻译受到各种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政治因素、经济因素、科技因素、人文因素等,适应这些因素的翻译活动才能较好适应译文本文化环境,成为广为接受的文本,进而吸引更多的大众读者,亦即拥有广大的受众。受众对译文本的消费是译文本价值的体现。如果一个译文本无法赢得受众青睐,则译文本的价值就是有限的。如今,进行英汉翻译前,译者选择要译的作品的思想内容必须符合本国政治环境的要求,否则译文本无法通过相关部门的审查,也就无法顺利出版。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译者选择的作品可以更加多样化。比如,我国改革开放前,译者翻译的多数是苏联的作品,而且多数是关于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作品,这符合当时“将一切政治化”的社会环境,也是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所需;到了改革开放后,特别是随着全球化社会来临以及价值观多元化,翻译所选择的作品样式、作品主题呈多样化,翻译不再仅限于从社会主义国家引进作品,而是面向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优秀作品。因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体制改革的深入,出版行业也由政府部门主管、财政支持发展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所以文化市场上读者的需求是译文本得以产生和畅销的一个因素———如果不是因为读者喜爱,作品很难找到出版商。除此之外,经济社会的发展促成了各学科门类及生活实用的大量文本的翻译,翻译人才的数量大大超过过去以文学作品翻译为主的翻译人才数量。“现代生态学已不仅仅是一门研究生物与环境相互关系的学科,而是已成为指导人类行为准则的综合性学科,是研究生物存在条件、生物及其群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可见,政治、经济、文化、主流价值观等因素共同组成译文本“生态环境”,这环境中的各种因子共同作用,促成翻译的顺利进行和历史发展。只有适应这些因子,译文本才能最终实现价值。
四、名家译作对原文本和译文本环境适应举隅
译者在翻译之前,对原文本进行解读,进而通过译文本再现原文本风采,体现了对原文本的适应及对译文本所在的由政治、经济、主流价值观等组成的生态环境的适应。然而,这两种适应很多时候是互相矛盾的。生态学视域下的翻译能够很好解决这个问题。在生态学视角运用于翻译之前,人们普遍对翻译的归化和异化各执一词,莫衷一是,无法达成公论。生态学视域下翻译观可以很大程度地扩展翻译的视野,使得翻译不再拘泥于归化异化之争,而是以适应性为基础,赋予译者以协调者、操纵者的角色,译者在原文本和译文本两个文本圈间取得平衡,认为只要能达成平衡,则归化异化皆可行。这种主张是合理的,因为根据心理学上的格式塔理论,读者阅读的时候虽然会欣赏作品的字词句,但又不是拘泥于字词句,而是以整体感觉来欣赏作品,即不是从文字形式的叠加得出印象,而是在各个部分间协调、纵横、兼顾、整体认知。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和,而是要优于各个部分的简单相加。翻译过程中必须持有整体观念,而不能局限在字词句方面对原文本死译、硬译。死译、硬译后的作品,虽然字词句之间适应原文本,然整体效果要么无法适应译文本语言环境,要么无法适应译文本文化环境。如,对英语长句硬译,其结果是汉语译文不堪卒读。这是翻译没有适应译文本语言环境的不协调翻译行为。如,英语文学对《圣经》典故的使用相当普遍,而且经常不需要加以注释,因为原文本的读者对西方宗教文化相当熟悉,毋需作者赘述,而在对《圣经》文化普遍陌生的中国读者看来,这些典故犹如天外来客,中国读者不明就里。这就是翻译没有适应译文本文化环境的不协调的翻译行为。从格式塔心理效应来看,译文本的读者需要的是对译文本整体价值观、信息等宏观了解,译者只要在这些宏观方面能够保持与原文本一致,则不必拘泥于该如何忠实于原文本的遣词造句。即是说,译者更大的责任在于将不熟悉原文本语言环境和文化环境的译文本读者所需要的所指信息显化,使之前景化,而不是仍将其作为隐含信息而让译文本读者解读困难。所以,刘士聪先生说:“将译文作为一个独立文本加以审视,审视其整体的审美效果,看其内容是否与原文相符,看其叙事语气与行文风格是否与原文一致,这一点很重要。”译者必须权衡利弊,了解两种文化的特点和两个民族文化心理特点,了解原文本哪些语言、文化信息是译文本读者可以无障碍地接受并且不会误读的,保留这些信息的风貌,而原文本当中对译文本读者产生障碍的信息,则需要进行明晰化处理,恰当采用释义、套用、注释等手法,这样从整体去达到忠实原文本的效果。只有这样的整体协调,才是对两种语言的“生态系统”的最佳适应,与原文本取得真正的平衡。严复在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时,采用了变译的策略,许多人并不认同。然而,如果借生态学的视角来加以解释,则可发现,严复的翻译策略选择是相当理性的,其译文本体现出生态学意义的平衡观和协调观。严复的翻译是为了适应当时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开启民智,号召人民群众反抗不公平的社会制度,于是遵循原文本“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基本思路,在原文本基础上添加了大量的信息,这些信息主要是关于中国国情及号召人民起来斗争的信息,使得译文本语篇更加恢弘、气势磅礴。严复的翻译,将原文本的信息型文本转化为译文本的呼吁型文本,将原文本内涵的对自然的生态选择转化为译文本内涵的对社会的生态选择。可见,严复对《天演论》的翻译,没有违背原文本的基本思想与内涵,甚至提升了原文本的内涵与意义,而且又适应译文本所在的政治环境,达到开启民智的目的。因为,当时在译文本所在的环境———中国土地上,人民群众迫切希望国家独立、政局稳定,在时局动荡、民族存亡之际,普及原文本的科学知识实在意义不大,而经过严复的翻译及译文本传播,原文本的价值得到超越性实现。严复的译文本不仅适应了原文本,而且适应了译语的环境的各种因子,译文本即是在英汉两种语言及其承载的文化之间取得最佳协调关系的成果。有学者因此评论,“虽然严译《天演论》在有的方面没有很好地忠实于原作,对内容和语气都作了修改,但我们不应该脱离当时的翻译生态环境孤立地对其做出评价,这样的评价是有失公允的。严译《天演论》很好地适应了当时的翻译生态环境,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人对其不应过于苛求,应有更公正的评价。”傅东华在翻译玛格丽特的小说GoneWiththeWind(傅译的书名《飘》)时,将语言大量作了中国本土化,包括在对原文本人名的翻译上,也去掉英语人名汉译经常采用的音译法,而是用典型的汉语人名二字格式或者三字格式给人物重新命名。这使得译文本读来给人恍如在读汉语原著之感,似乎不带英语著作的痕迹。当然,该译文本在翻译界引起的争议丝毫不亚于严复翻译《天演论》所引起的争议。但是不可否认,傅东华译作一直是最广为接受、广为流传的GoneWiththeWind汉译本。探究起来,不难发现,傅东华译作广受欢迎的原因正在于其适应了译语读者的阅读需求,适应了译语的生态环境,而对原文本的风采却毫无影响———因为翻译上局部的归化异化无损于原文本的思想,同时又能为译语环境所接受。王佐良翻译培根的《论读书》,影响极大。译文本无论在文采还是在思想上,都不逊色于原文本。而在具体的细节上,又可以看出译者并非惟原文本马首是瞻。例如,培根《论读书》原文本中,“Studiesservefordelight,forornament,andforability.Theirchiefusefordelight,isinprivatenessandretiring;forornament,isindiscourse;andforability,isinthejudgmentanddispositionofbusiness.”王佐良将其译为:“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傅彩,足以长才。其怡情也,最见于独处幽居之时;其傅彩也,最见于高谈阔论之中;其长才也,最见于处世判事之际。”原文用简单的词汇和句型,以及大量省略句,而译文则文采斐然,句式整饬,超乎原文。如果仅遵从原文省略句式和平实的措辞特点,则译文会如白开水,很难在一向推崇文采的汉语文化环境下产生大的影响。王佐良在尊重保留原文本思想的基础上,适应汉语文化环境里论说散文重文采和汉语句式喜好排比和四字格的特点,使译文形式整饬,朗朗上口,广为传诵,成为经典。可以说,培根的这篇论说文《论读书》之所以能在中国产生很大影响,一定程度要归功于王佐良的翻译。这样对译语环境和原文本风姿的双重适应和选择,即是适合了生态学的平衡、和谐理念和整体、关联思维。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的《红楼梦》充满的中国各种传统文化信息,是汉译英上的难点。《红楼梦》英译本以杨宪益译作和霍克斯译作两个译文本最广为流传。前者以直译为主,将各种文化信息直接按照字面意思翻译过去。这种直译法会令熟悉汉语文化的人们读来如同读原文本,较为轻松,而对于英语国家中更多的普通读者来说,则会障碍重重,因为他们的文化背景中缺少汉语文化,故而无法理解文本当中蕴涵的中国传统文化信息。后者以意译为主,将对英语民族来说很生疏或者会造成误解的信息以英语文化中可与之构成联想、意义相似的形象代替,使得鸿篇巨著的《红楼梦》不会因为太多陌生的异域文化信息的出现而阻碍英语读者对名著的理解。从生态学角度看,霍克斯很好地适应了译语主要的阅读环境,使得译语与读者之间产生了较为和谐的互动,其译作属上佳;而杨宪益的译文会使得汉语文化空缺的外国读者云里雾里,译文和译语读者之间难以形成和谐流畅的传播接受关系,也就难以产生平衡、和谐的生态学的关系。
五、结束语
赵小兵提出,“各种关系集于译者一身,各种平衡的工作需由译者来完成,译者选择的和谐意识,实际上是一种高度的创造性意识。译者正确地把握文学翻译中的各种主体间的关系,把握语篇内外之间的关系,充分地考虑跨语境问题,是保证文学译本与文学文本之间的意义关联和和谐一致的重要途径。译者须具有和谐的整体意识,使文学译本达到和谐的境界。”生态学的整体和谐观已经引入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对英汉翻译工作来说,意义在于构建了生态翻译学,译者及研究者可以以更加开阔的眼光,上升到另外一个层面高屋建瓴,宏观把握翻译。对于翻译策略的选择,译者只需要以生态学的眼光看待,在原文本风采保留的基础上,以适应译语生态环境中的政治、经济、文化、主流价值观等各种因子为准则,灵活运用和搭配各种译法,则译无定译。只要能协调、平衡、拓展原文本价值又吸引译语受众,甚至促进译语环境的社会变革,引导译语环境社会正面价值观念的提升,则译文本即属佳作。
一、英美文学作品中的西方文化以及英汉翻译
(一)《圣经》故事方面
英美国家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文化在很大程度上都会受到宗教的影响,特别是基督教思想影响非常深远、广泛。通常西方人会把《圣经》作为他们的生活道德准则,《圣经》的内容深深地融入到西方文化中。在西方人的文学艺术以及日常语言中也会广泛应用到《圣经》故事。比如,“Godforbid”“Oh,heavens”“forGod?ssake”等已经成为西方人的口头常用语。实际上,《圣经》不单单是基督教的一部正式经典,而且也是一部内容、思想的经典文学作品。英美文学家常常为了丰富写作题材,进而巧妙地引用《圣经》中的词句、人物或者典故。比如,“Absalom?shair”,本意是指押沙龙的头发,潜台词是“美丽反而是一种致命伤”;“Manna”在《圣经》中赐给以色列以及摩西人的食物,潜台词是代表意外收获。圣经的典故以及故事也被常常应用于英美文学作品中,其中英国诗人就是一个很好的代表,他的《力士参孙》《复乐园》及《失乐园》中都采用了《圣经》里的典故。
(二)词汇代表的不同文化内涵
文化和词汇密切相关,每个民族的语言词汇中都可以看出这个民族的风俗民情、政治制度、经济、历史、地理及文化艺术等,但是如果文化背景不同的话,相同的词汇代表的涵义也会有所差异。就日常生活称呼语而言就有很大的文化差异,比如,我们中国一直以来都有“尊老爱幼”的优良传统,在汉语中主要用“老”来表示对对方的尊重和尊敬,常常也会使用“老王”“李老”或者“老先生”。对于中国文化而言,年长通常代表着智慧、经验、身份,但是西方文化中,将“Old”这个词汇表示过时、落后于潮流等意思。并且在西方,年龄是个人的重要隐私信息,尤其是西方的女性非常忌讳他人询问其年龄。因此,西方人一般不会叫对方“oldpeople”“grandma”等,通常会直呼其名。其次,中西文化的差异同样体现在颜色词汇方面,从而影响颜色词汇含义大大不同。如,汉语常常会用“眼红”体现嫉妒的情感,用“走红”表示非常受欢迎,但是英语会用“begreenwithenvy”表达嫉妒,“red”这个单词仅代表“负债”“赤字”的含义,而不带有感情色彩,采用“blacktea”表示红茶。
二、有效处理文化因素对于英美文学作品翻译的影响
在西方文学中,西方文化被良好地体现出来,而翻译则可以为中国读者提供一个更方便、准确了解西方文化的途径和方法,正确合理地翻译西方文学作品,使中国的读者可以快捷地掌握和学习西方文化知识,掌握西方文化精髓。但是文化差异是英美文学作品翻译的一个重大阻碍。如果从译法的层面分析,可以将翻译分成意译、直译两种方式,翻译家的风格也可以概括为“异化”“归化”两种。异化翻译和归化翻译并不是对立的,在英美文学作品翻译的过程中,无论应用“异化”策略还是“归化”策略都会有一定的覆盖、交叉情况,因此在实际翻译的过程中应该采用异化、归化相互融合的方式。如果因为语言文化的不同差异导致词句语义空缺,可以采用“并行法”进行翻译。比如,在影视片名翻译中,WaterlooBridge是一部非常著名的电影,翻译者并没有仅仅采用“异化”翻译方法直接翻译成“滑铁卢桥”,而是翻译成《魂断蓝桥》。这样可以更好地表达影片中的一些悲伤情节,也可避免受众误以为是拿破仑失败的滑铁卢战场。其实,片名“WaterlooBridge”也就是英国伦敦的滑铁卢桥,为了以防观众误解,因此借用了我国《太平广记》中描述的“蓝桥相会”传说,把“滑铁卢桥”翻译成“蓝桥”,这样不仅点明了爱情主题,也将原名中的“桥”保留了下来,同时也通过“断桥”暗示了影片的悲剧色彩。由此可见,有机结合“异化”和“归化”的翻译方法不仅可以将原名的基本形式保留下来,也可以将影片的主要内容真实地传达出来,更加合理。反而如果单独采用异化或者归化的翻译方法,都不能完全地传达出原文的信息,不利于双方的文化交流。
三、结语
综上所述,英美文学作品的英汉翻译者不仅应该拥有扎实、深厚的双语语言知识,掌握基本的翻译技巧,同时更应该全面地掌握西方文化。英美文学作品中的各个方面都渗透着西方文化,翻译者平时应该多注意学习、积累西方文化知识,选择一种符合中国文化背景的翻译形式,使广大中国读者能够真正地品味英美文学作品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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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作为一种语篇组织形式,体现一定的交际目的,有其特定的谋篇原则。论文摘要中作者在呈现他人观点或表达自己的观点时会经常使用限定修饰语来陈述对某个论点或知识声明的看法与态度,这是学术语篇写作中的普遍现象。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句法类英汉学术论文摘要对比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 作为学术论文的缩影,学术论文摘要直接影响着论文读者能否快速而准确地了解论文梗概。作者以句法学术论文的摘要作为研究对象,选取了2篇汉语学术论文摘要和1篇英文学术论文摘要作为研究语料,分析了中外期刊摘要在摘要长度、时态、语态、句子结构等方面的差别。
关键词:句法类英汉学术论文 摘要 对比分析
句法作为理论性较强的学科,主要属于理论性研究(thenoretical research)。本文选取的汉语学术论文主要来源于核心期刊,为了便于分析,指选3篇典型摘要作为例子。
(1)对“NP+的+VP”结构的重新认识
摘要:“NP+的+VP”结构是指“这本书的出版”、“春天的到来”、“她的走”和“长城的伟大”、“柠檬的酸”这样一类结构。本文在介绍、分析汉语语法学界对这种结构的分歧意见的基础上,依据以乔姆斯基(N.Chomsky)为代表的形式语法学理论中的“中心词理论”(headtheory),对这类结构提出了一种新的分析思路,认为这种结构实际是由主谓词组中间插入“的”所形成的名词性结构。文章还对比说明了主谓词组加“的”所形成的两种名词性“的”字结构(“的”加在主谓词组后所形成的“的”字结构,以及“的”插在主谓词组中间所形成的“的”字结构)的异同。
这篇摘要共计236字,由3个比较长的句构成。第一句是对标题中出现即文章的主要说明对象“NP+的+VP”进行解释。第二句指出了前人研究的弱点,并根据乔姆斯基的理论提出了新的观点。第三句进行了进一步的对比和讨论。
(2)轻动词和汉语不及物动词带宾语现象
摘要:以往各文献对“不及物动词带宾语”这一结构的认识均未能准确地反映这种语言现象的事实。生成语法的轻动词句法理论为这种结构提供了新的分析思路。本文假设这种结构中有一个轻动词,这个轻动词在词汇关系结构中选择一个NP和VP分别作为它的标志语和补足语后投射到句法的底层结构,随后,底层结构补足语VP中的动词和轻动词合并生成表层结构。该结构轻动词假设的依据来自不及物动词的使动用法和被动句。
这篇论文也属于理论性研究,共计185个字。一共有四句话。第一句提出了研究的问题,指出了以往文献所存在的缺陷。第二句以生成语法作为理论依据提出了新的研究思路,第三句和第四句分别概括了研究的主要内容。
(1)Light verbs and structural case
Abstract:In this paper,we focus on a group of the Kurdish,Korean and Persian Light Verb Constructions(LVCs);consisting of a semantically light verb(LV)and a verbal noun(VN).It is argued that the LVs,capable of case marking and hosting verbal features,in combination with T function either as nominative and accusative case markers or only as nominative case markers.It is shown that the arguments of VNs can be structurally licensed via T and LV whose case assigning roles are not thematically restricted.Although these LVs as the most thematically bleached natural verbs seem very similar to v in theMinimalist Program,the way they are analyzed in this work indicates that the LVs can not support the notion of v(P) as a head above VP in a clause.
该摘要一共包括132个字,平均每句话都在22个字以上,因此多数是长句。导言部分在英语论文摘要中这一部分缺一不可,作者以“In this paper,we focus on”的方式引入话题,使读者对论文要讨论的内容一目了然。第二句提出了传统研究的观点。第三和第四句则提出了新的研究方法,得出新的结论。
通过对句法类英汉论文摘要的对比,我们发现英汉摘要基本上长度都在150字到250字之间。汉语摘要更喜欢用长句,大部分在22个字以上。而英语中会常出现中句或者长句。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推导出英语论文摘要的宏观格式为导言―方法―结果―讨论的四语步结构。国内外都是用一般现在时占主导。总体上相差不大。在语态方面,国内外期刊英文摘要相差较大。目前在国外主动语态占主导,而在国内被动语态占主导。英语更频繁地使用第一人称,如“we argue”“we show”“our goal”等类的词语,而汉语类的摘要中几乎不出现类似的词语。这可能也是汉语被动语态比较多的原因之一,在有限的字数内向读者提供尽可能多的定性或定量信息,充分反映文章的创新之处。有的作者认为将论文的大小标题复制在一起就是论文的摘要,导致摘要的信息价值降低,没有实质性内容,可读差。而很多汉语在表达上不够清晰,不能够充分概括论文的内容和所要传达的主要信息。另外,多数摘要缺乏创新,只是把国外的理论借用过来并进行简单的加工而已。
[1]蔡建敏.学术论文英文摘要的人称使用问题剖析[J].疯狂英语(教师版),2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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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赵有斌.科技论文英文摘要的特点[J].中国科技翻译,2001,(01).
句法类英汉学术论文摘要对比分析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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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人们之所以把"九"看成是自己心目中的"天数"和最富有神奇色 彩的数字, 是因为"九" 这个数字的象征意义;数字"九"涉及面在我国所有数字中最广。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东西方数字九的文化对比分析与翻译相关论文。仅供大家参考!
东西方数字九的文化对比分析与翻译全文如下:
"数是人类思维发展到一定阶段,为适应社会生产活动的需要,在符号的帮 助下产生的。"(苏金智,19 91)"数字是语言学中的一个特殊的领域。在科 学的数字世界里,它的功能是计算,秩序严谨,职司分明,是 实数;而在人类 心灵的数字世界中,它的功能是表义,许多数字经过“神化”后成为“玄数”、 “虚数”、“ 天数"。它们有着极其丰富的外延和内涵。"(王秉钦,1998) 由于受东西方文化传统、宗教信仰、语言崇拜、地理环境等方面的影响,数 字的神化存在着东西方的差异 ,但也存在着共性,有着共同的规律。在"数的 灵物崇拜"上各民族都有普通性。东方人有自己心目中的"天 数",而西方人 也有自己心目中的"神数"。神秘数字的演化规律一般经过"神化—泛化—虚 化"的过程。( 王秉钦,1998)
东西方已有不少有关数字科学的专著和论文, 如毕达哥拉斯(phythagoras) 学派的T·丹齐克的《数 科学语言》(商务印书馆,1998),英国人伦拉德·法 拉的《七的探源》;国内也有不少学者就数字写过著作 和论文,并开展过学术探 讨。如,王秉钦教授在其《语言与翻译新论》的中篇第六章就以"数的语义范围 比较 与翻译"为专题;苏金智曾写过《数的灵物崇拜》(载〈语言、社会、文化》 440页, 语文出版社,1991,1) 等。在1998 年南昌大学主办的"中国英汉语 比较研究会第二届年会暨第三次学术研讨会"上,英汉文化对比专 业委员会会 员曾就中南工业大学外语学院吴玲英老师的《中西文学中"以三为法”的文化模 式》展开了激烈的 讨论。本人认为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自己心目中的天数 是"九"而不是"三",也并非完全是因为"九" 是"三"的倍数。
在我国,人们之所以把"九"看成是自己心目中的"天数"和最富有神奇色 彩的数字, 是因为"九" 这个数字的象征意义(symbolicmeaning),在我国可 以说历时最久,涉及面也最广。 "九"作为数不同于一 般数字,在中国古代被 认为是一种神秘的数字,它起初是龙形(或蛇形)图腾化之文字,继而演化出"神 圣" 之意,于是中国古代历代帝王为了表示自己神圣的权力为天赐神赋,便竭 力把自己同“九”联系在一起。如天 分九层,极言其高,天证/诞日为正月初 九,天子祭天一年九次。更有趣的是连皇宫建筑都与"九"有关。例 如,北京 城有九门,天安门城楼面阔九问,门上饰有九路钉(即每扇门的门钉纵横各九排)。 汉语词汇中也常 用"九"来形容帝王将相的称谓,如"九五之尊"(imperial throne);称官位仅次于皇帝的王爷为"九千岁 "等。
根据阴阳五行与数的关系,万物之根均为数,宇宙也是数。数始于1而终于 10,五行也是数,按传统的五行 理论来划分,则1、2为木:1为阳木,2为阴 木。以3、4为火:3为阳火,4为阴火。以5、6为土:5为阳土,6为 阴土。 以7、8为金:7为阳金,8为阴金。以9、10为水:9 为阳水,10为阴水。这 就是将"象"、"数"与五行 结合起来推演变化,用以显示事物发展变化的内 在联系。由此看来,"九"是最大的阳数,象征着天。传说古 代中国人把天分 为九层,九层天是天的最高处,汉语中有关词汇有"九重霄"(指极高的天空, "九霄云外" ,"九天揽月","九天九地"等。另外,天坛,这个明清两代 祭天的场所,其建筑无处不体现着“九”的象 征意义。 民间传说中还有"九头 鸟"(nine-headed bird: a fabulous bird whose appearance was f ormerlyregarded as a bad omcn)的故事。
中国人以"九"为大数,刘师培在《古书疑义举例补》一书中写道:"凡数 指其极者,皆得称之为'九' ;"《素问》中说:"天地之数,始于一,终于 九。"因此,汉语中有"九九归一"或"九九归原"之说。因 从"九"为数之 极而引出人生之限,故"明九"或"暗九"均为人生之"坎",避讳有“九”之 岁。例如:“ 老太太因明年八十一岁,是个暗九。"(《红楼梦》)。日本人一般 认为"九"是"苦命和痛苦"的象征,因 为"九"与"苦"同音,因此忌讳 "九"。然而,《外语与外语教学》曾报道过国内一位学者曾为考证这一点 ,采 用"全选法"将日本某地电话号码其中的几千个姓和名分别进行统计,结果发现 将"九"作为姓的只占极 少数(约占0.35%),而将"九"作为名的却不少(约 占35%)。看来,日本人忌讳"九"也并非绝对。
此外,《词源》中说:"九:虚指多数。""九"作虚数解时,是数的一种 语义模糊现象。《现代汉语词 典》中,"九"的意思有三个:(1)数目,八加一 后所得;(2)从冬至起每九天是一个"九",从一"九" 数起,二"九"、三 "九",一直数到九"九"为止。冬练三九,夏练三伏;(3)表示多数或多次: 九泉,三 弯九转等。因此, 汉语中有不少和"九"有关的成语。如:"九牛一 毛"、"九死一生"、"九牛二虎之力" 、"九流宾客"等等。
在我国,数字"九"涉及面在所有数字中最广。含有数字"九"的词汇也十 分丰富。如,"九州"是指传 说中的我国上古行政区划,后用作"中国"的代 称。因此,有的全国性的电视节目就取名为“九州方圆”;“ 九族"(the nine degrees of kindred: either thenine generations from one's great-great-gr andfather down toone's great-great-grandson;or four generations of one'spatemal relations, three generations of one's matemalrelations, and two generations of noe's wife's relatio ns),古代有一种残酷的刑法叫"诛灭九族";古代传说 "龙生九子,各有所好"。因此,《红楼梦》第九回 中用"一龙生九种,种种各 别"来比喻贾氏家族族大人多,龙蛇混杂,好坏不一,各种各样的人都有。还有 " 九龙杯"等。此外,在文娱、体育等词汇中,数字"九"也比比皆是。如, 许多歌名都以"九"开头:"九妹 "、"九九艳阳天"、"九百九十九朵玫瑰" 等;乐器中也有"九音锣";在体育活动中,"九柱戏"(nine pins),兵器中 有"九节鞭"[但这与西方文化中的"九尾鞭”(cat-o '-nine- tails: an instrurnent of punishment so calledfrom the nine pieces of leather or cord which compose it)意义不大一样]。 地名中也有一些以"九"开头的,如"九 寨沟"、"九华山"、"九江"和"九龙"等。此外,中国人常把" 九"看成 为吉祥数字之一。在申请电话号码时,人们宁愿多出
钱去买一个尾数为"8"或 "9"的吉祥号码。比 如,湖南有线电视台的"欢乐热线"号码为"16899919"。 在西方,数字"九"也是人们心目中的"神数"之一。对西方人来说, "九"的象征意义是"神性"、 "神圣之至"。 英语权威字典Webster's Ninth New Collegiate Dictionary and Webster's ThirdIntema tional Dictionary 中 对"九"所解释的意义比《现代汉语词典》所解释的意义还多,分别有:
1)one more than eight, three threes, the square of three;2) nine units of objects (a tota l of nine) ; 3) a: thenumerable quantity symbolized by the arabic numeral 9; b: thefigure 9 ; 4) nine o'clock——compared Bell table, timeillustration; 5) the ninth size in a set series: as a; aplaying team of nine members,esp.a baseball team; b:the firstor last 9 hol es of an 18-hole golf course…。
其中收入与"九"有关词语和成语多达近二十条。常用的有:
a nine-day's wonder (an object or event that creates ashort-lived sensation)
____Those political expositions…that make a nine day'snine wonder till something fresh c omes alone——Mary Deasy. nine times out of ten(very often)
be dressed up to the nines(elaborately dressed, as for aformal occasion)
____She dressed herself up to the nines and went to theparty.
in the nineholes:in the difficult situation nine-men's morris: morris played with nine counters A cat has nine lives: A cat can move so fast and jump sowell that he seems to escape being killed many times.
从以上的解释还可以发现一个规律:数字"九"及其倍数在西方也被广泛运 用于文娱和体育活动中。如, 保龄球(bowling )中的瓶状木柱数(ninepins) 为"九";高尔夫球球场有一十八个洞:跳子棋的棋板上各 方均为九个孔; 古 时英国还有一种九个男人一起跳的舞蹈(morrisdance)等。由此看来,数字"九" 也倍 受西方人的青睐。
总之,在东西方文化中,数字"九"含有以下主要共性:
1)东西方大多数人把数字"九"看成神秘的数字, 其象征意义均有"神 圣"之意。
2)在东西方文化中,数字"九"均可虚指多数。
3)数字"九"被广泛运用于文体项目中。
数字“九”在东西方文化中的个性恐怕主要在于:对中国人来说,其神奇色 彩要比西方人更浓;其象征意 义的历史在东方文化中比西方文化中更悠久;其 涉及面在东方文化中比西方文化中更广泛。
罗马西塞罗说过:"翻译不是字当句对,而是保留语言的总风格和力 量。""按分量而不是按数量译词" 。此处所说的数字是指经过神化、泛化、 虚化了的"虚数","实数"的翻译不在此例。根据这一理论,结合 东西方文 化的共性与个性,可采用如下的翻译方法,并遵循以下的翻译原则。
可采取的翻译方法主要有:
(一)保留原数字
e.g. We thought our cat would be killed when he fell fromthe roof of the house. He was not, he used up one of his ninelives.
我们以为我们的猫从屋顶掉下来会死了,它并没死,只失掉九条命中的一条。 这样翻译过来,人们很容易接受,因为人们已熟悉"猫有九命"这个成语, 并能够促进东西方文化的融合 。
(二)转换成各民族喜爱的数字
e.g.nine out of ten——十之八九 nine days' wonder———可翻译为"昙花一现", 这样翻译可以加深对奈 达的"对等"和纽马克的"转 换"翻译理论的理解。
(三)增舍数字
比如,"九死一生"可翻译成"a narrow escape from death;survival after many hazards";又如 ,"九九归一,还是他说的话对。"可翻译成"All things considered,what he says is right."其译文均 舍弃了数字,转译其 形象意义。
应遵循的原则主要有:
(一)民族性原则
比如,汉语中的"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汉英词典》(外研社,1996)的译 文有三个:"strain onese lf to the limit; use everyounce of one's strength; make herculean efforts"。笔者认为第二种译文 "use every ounce of one's strength "更符合"民族性原则”,成功地将东方文化中该成语的比喻意义转 化成了西方文化语言中的形象意义。
(二)习语性原则
比如:"匡超人此时恍若亲见瑶宫仙子,月下嫦娥,那魂灵都飘到九霄云外 去了。"(《儒林外史》), 其译文为"Kuang felt that he was gazing at a goddess and his spirit had flown to heaven."这种译 文因遵循了"习语性原则", 充分地体现了人类交际行为的一个最根本原则——语言——符号的经济原则。
(三)形象性原则
数字用于模糊意义时,一般都失去了其数量意义而具有形象意义。翻译时, 必须越出其理性意义而捕捉其 与其它的词结合后所产生的形象意义。
比如:"飞流直下三千尽,疑是银河落九天(李白)。"此句诗中的"九天" 的形象意义为"极高的天空 ",因此,可翻译成"Down itcascades a sheer three thousand feet—As if the Silver River [i.e. the Milky. Way]were falling from hea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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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汉两种语言的表达方式、语言习惯的不同,决定了它们所表达的相同事物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然而,由于语言之间的相通性、相融性,也决定了不同语言的相同事物之间又在某些方面存在着必然的共同性。英、汉姓名的异同就是其差异性与共同性的具体体现之一,而在其中所蕴涵的深远的文化底蕴是值得我们回味与咀嚼的。本文就英汉姓名的文化内涵及其翻译方法进行粗浅探讨。
姓名的翻译要遵循两个原则:“名从主人原则”和“约定俗成原则”。“名从主人原则”是指在翻译姓名时,要以该姓名所在国语言的发音为准,而不管该姓名是直接从原文译出的,还是从其他文字转译的。换言之,就是译哪个国家的姓名就要以哪个国家的音为准。如Skolovski“斯克沃夫斯基”(波兰语发音),而不译作“斯科路夫斯基”(英语发音)。“约定俗成原则”是指有些姓名在长期的翻译实践中,已经有了固定的译法,就应该继续使用下去,即使有的不够妥帖,甚至错了,但因多年来已为人们所公认和熟悉,这样的译名也该继续沿用,无须另定译名。如英国著名作家George Bernard Shaw正确的汉译名应是“乔治·伯纳·萧”,但过去该作家的名字一直被译作“萧伯纳”,变成了一个典型的汉名,我们也只有错误地沿袭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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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成语是汉语中一种极具特色的语言现象,它具有丰富鲜明的文化色彩,并被广泛运用在现代汉语书面语和口语中,然而留学生学习成语时会遇到很多困难。本文意在通过对英汉成语的比较,了解英汉成语的差异,希望对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成语教学起到一定的帮助。
汉语的“成语”和英语的idiom是不对等的。《现代汉语词典》对“成语”的解释是:“人们长期以来习用的、形式简洁而意思精辟的、定型的词组或短句,汉语的成语大多由四个字组成”。《朗文当代英汉双解词典》中的idiom有两种含义:1、a phrase which means something different from the meanings of the separate words;2、the way of expression typical of a person or a people in their use of language。为了方便起见,本文中提到的成语是汉语定义中狭义部分和英语中的第一种含义。这里不对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进行区分。另外,文中所涉及到的汉语学习者特指母语为英语或者精通英语的留学生。
英汉成语的来源有一些是共同的,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下面从几个来源和出处对英汉成语进行对比。
1、生活方面
来自农业方面的成语:例如,英语中有to call a spade a spade,汉语中“瓜熟蒂落”、“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等。由于中国长期以来是以农耕为主的文化,所以来自农业方面的成语相对多得多。
来自航海方面的成语:例如,英语中to clear the decks等,汉语中“一帆风顺”、“同舟共济”等。由于西方的航海业发达,而中国长期以中原农耕文化为中心,航海业并不发达,所以这方面的成语英语要比汉语多很多。
来自商业方面的成语:例如英语中有to talk shop, none of my business等,汉语中有“奇货可居”、“利欲熏心”等。由于中国历史上长期以来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所以来自商业方面的汉语成语大多含有贬义的色彩。
来自军事方面的成语:英语中 to put up the sword, 汉语中“破釜沉舟”、“偃旗息鼓”等。汉语中的相关成语大多和历史故事有关。
2、来自著名文学作品中的成语。英语中的成语大量来源于莎士比亚的作品,以及《伊索寓言》和希腊罗马神话等;汉语中的成语多来源于古代诗词歌赋,以及传世的寓言故事和神话传说。如“老骥伏枥”(曹操《步出夏门行》),“刻舟求剑”(《吕氏春秋》)等。
3、来源于宗教中的成语。英语中的这类成语主要来自《圣经》,如the forbidden fruit, Judas’s kiss;汉语中的相关成语主要来自佛教,如“五体投地”、“回头是岸”等。
通过对成语来源的对比可以看出,由于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大体相同,英汉成语在来源的几个方面具有相似性,而在每个来源的具体表现上则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性。在不同的来源分析方面,英汉成语表现为数量上的必然差别,这也是两种语言形成过程中受到不同价值观和对世界的不同认识所引起的。其次,不同的宗教信仰对成语的影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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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幽默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人类现象,在社会生活各方面起着重要的交际润滑作用。然而,由于原语和译语的语言文化差异,幽默语常常被认为是不可译的。本文尝试从语用学中的言外之力的角度来探讨如何使幽默的英汉翻译达到语用等值,从而克服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障碍,使源语中的幽默语言的言外之力传入目的语中,使幽默的语用效果能够完整的阐释出来。本研究试图从一个新的视角来研究翻译活动,希望能够为翻译工作者提供一些建议以便更好的指导翻译实践。
论文关键词:幽默;言语行为理论;言外之力;翻译
一、引言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跨语言的交际活动,其目的是获得最大限度的等值。而语用翻译的最终目的是使原语的语用效果和交际功能在目的语中得到最大的重现。显然在翻译的过程中,翻译出原语的字面意思并不难,难的是能够最大限度的把原语的言外之力和隐含意义准确的转化到目的语中,使目的语的读者能够获得与原语读者相同的感受和语用效果。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不仅要能准确的译出原语的话语意义,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做到言外之力的等值,使原语的语用意义能够得到重现。
幽默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人类现象,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由于语言文化意识形态的差异,幽默常常被认为是翻译中的难点,甚至是不可译的。尽管如此,很多翻译学者还是在不断的研究,希望能够提出与各种类型幽默相对应的翻译策略。本文作者认为,既然幽默话语的最重要的是语用效果,那么我们就可以采取适当的翻译策略来使原语带给读者的幽默效果传递给译语读者,以达到语用等值.要达到幽默翻译的语用等值的话,译者就必须要准阐释原语的语用意义,并且能够采取恰当的措施把原语的言外之力也准确的表现出来。本文从语用翻译的角度来探讨幽默翻译,在翻译过程中力求使原幽默语的字面意义,说话人的意图,语用意义,隐含意义得到准确传达的同时也能够把原幽默语篇的言外之力也展现,以便在幽默翻译中达到最大限度的语用效果。
二、幽默的定义和分类
幽默包含了很多复杂的元素,关于幽默的研究也异常繁杂,因为涉及到生理学、人类学、语言学、心理学等等很多学科。这也是为什么幽默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可以让各个学科都认可的定义。关于幽默的定义有:“幽默是有趣或可笑而意味深长”。“幽默是指一些奇怪的、滑稽的或者有趣的动作、语言、文字或者表情所产生出来的种愉悦”“幽默是一种让人发笑的,激起乐趣的素材,或者是一种能够识别、演绎,或者表达引人发笑的活动的能力”。从以上的定义种可以看出来尽管对于幽默没有统一的定义,但是总的来说幽默是一种“好笑、有趣的行为或陈述,是任何让人觉得滑稽,能够引来笑声的事。”幽默的分类法繁多,依据幽默与语言的关系,幽默可以分为言语幽默(verbalhumor)与非言语幽默(non-verbalhumor)。而言语幽默的分类也是多样的,J.R.Schmitz从教学角度将幽默划分为普遍幽默(univorsalhum or)、文化幽默(culturalhmu or)和语言幽默(1inguistichmu or)。从翻译学和幽默研究来看,这种分类法也有其合理性。[6]言语幽默的可译度是一个连续统(continumu)或渐变体(cline),不存在所谓的一分法(dichotomy),即绝对的可译与绝对的不可译。该连续统显示,言语幽默均具备可译性,只是多大程度上可译彼此有差异。
三、英汉幽默的区别
1.语言方面的区别
首先,幽默常常是由声音产生的。英语和汉语属于不同的两个语系,构词和发音都有很大的区别,所以两种语言的由语音产生的幽默是很难互译的。其次,英语中的幽默常常涉及到文字游戏和一词多义英语是一种派生语言,很多单词都是通过曲折变化形成的。但是汉语是完全的分析语言,所有词都是组合在一起的。最后,句法模糊往往会被用于幽默之中,对于给定的一个句子,读者可以根据词或者是对句法结构模糊性可以产生多种理解。英语的句子是树形结构的。汉语的句子则是层层递进的。
2.文化方面的区别
广泛的说,文化这个词指的是人类社会总的物质的精神文化成果。Robertson认为”cultureconsistsofallthesharedofhumansociety’唧文化包括人类社会共享的所有东西。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虽然会有一些相似的文化因素,但是相似只是相对而言的,而不同才是绝对的。不同的历史、宗教、政治、地域、风俗,语言系统、思维模式都是文化差异产生的原因。每种文化都会有独特的幽默风格,而这种幽默就会成为跨文化交际的障碍,因此,有一定的文化方面的背景知识是理解幽默的前提。
四、言外之力和幽默翻译
1.言外之力
l9世纪50.60年代,Austin创立了言语行为理论(speechacttheory),又称言语行为三分法,即言内行为(10一cutionarycat)、言外行为(illocutionaryact)、言后行为(1~rlo—cutionaryact)。Austin的学生Searle。对其做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他认为,任何一个言语行为至少包括二部分:(1)说出行为(utteranceact),即说出一些词或语句;(2)命题行为(propositionalcat),即对某些事物进行指称和断定;(3)以言行事行为(illocutionaryact),表示陈述、提问、允许等意思。
Austin和Searle都认为,以言行事行为表示主语在被说出时具有某种力量,可用一个逻辑式来表达:Fp()P是以言行事行为的命题内容,而这个命题内容是与一定的以言行事的力量相伴出现的,即P所表达的含义已经超越了命题内容本身,添加了一些力量,这些力量对听话者的行动、思想或信念等产生某种后果或影响,以下将这种力量简称为言外之力(illocutionaryforce)。如通过论证来说服别人或使别人相信,通过告知使人确信等。这种言外之力必须借助于一定的场景和合作者才能产生,因此可以发现言外之力在话语分析中表现得最为强烈。戏剧剧本是以对话为主的语篇,其中的一些对话就必然具有做事的力量。针对对话这种形式,美国语言哲学家GriceH P首先提出了“会话含义”(conversationalimplicature)“合作原则”(cooperativeprinciple)。Searle随后又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理论,说明用于实施间接言语行为的语句有两种语力:字面之力(1iterlaforce)和言外之力。“间接言语行为是言外之力通过字面之力的表达方式间接实现的。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语句的字面意义和谈话人的话语意义的关系问题,揭示了语句的结构和功能之间存在着非直接的多元关系,这是对“会话含义”理论中单项意图的补充和修正。本文将言语行为理论运用到幽默翻译中,结合例子具体阐释言外之力的对等在翻译实践中的重要意义。
2.从言外之力的角度看幽默的翻译
言语行为理论认为,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不仅要能准确的译出原语的话语意义,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做到言外之力的等值,使原语的语用意义能够得到重现。发话者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有其语用目的,幽默也不例外,那么幽默的翻译就不能仅仅停留在翻译其本身的字面意思的层面上。根据对幽默翻译的分析,在翻译过程中言外之力的等值达到的程度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1)译者是否漏译了原文的言外之力
例lST:”Whydon’tyou go to chruch?”the ministeraskedtothenon-chru ch goer.
W ell,rlltellyou.The firsttime 1wentto chru ch theythrew waterinmyfcaeandhtesecondtimetheytiedmeto awomanI’ve hadtokeepeevrsince.”
‘Yes,”saidthemiinster,’dthenexttimeyougo they‘IIthrow dirtonyou.”
Tr:“你为什么不去教堂?"牧师问一个老不去教堂的人。
“哦,听我说,第一次去教堂,他们往我脸上洒水,第二次去他们又将我束缚于一个女人身上,害得我到现在都甩不掉。”
“是这样啊,”牧师说,“下次你再去他们就要往你身上撤土喽。”
这个例子体现了文化的差异对幽默翻译的阻碍。在西方国家__是文化的一种体现,如果我们对西方文化有一点了解就知道,这里主要说的是__徒的洗礼、婚礼还有葬礼,然而,如果读者没有一点这方面的背景知识,译者也没有给一点提示,那他就根本不能理解这个幽默的言外之力了。
(2)译者是否增加了原文没有的言外之力
例2:S IsomehowfeItthatIhadoneprominentadvan—tageoverthesegentlemen,andthatwas——gOod charcater.Itwaseasytoseebyhtenewspapersthat,ifeevrtheyhadknownwhatitwastoberaagoodname。thattimehadgoneby.(Run一ningForGovernor)
1T:我总觉得自己名声不错,同这两位先生相比,这是我显著的长处。报纸上很容易看出:如果说这两位先生也曾知道爱护名声的好处,那是以往的事情。(《竞选州长》)原语中的幽默之处在他提到他自己的优势”good character时,有一种讽刺的意味,其实在美国竞选的所有人都知道好名声的重要性,只是他们在报纸上鼓吹自己时受到了其他的人攻击,渐渐变得臭名昭著了。丽马克·吐温有好名声仅仅是因为他根本什么都没有做。译文把原文的言外之力淋漓尽致的体现出来了,并没有增加任何多余的成分,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这个翻译很好的实现了言外之力的等值。
(3)译者是否错译了原文的言外之力
例3;在红楼梦的第30回,宝玉回到怡红院敲门,发现没有人给他开门,他很生气,等到袭人给他开了门,宝玉就一脚踢在袭人的肋上。袭人一面忍痛一面笑着说:“才刚是我淘气,不叫开门的。”
IT:a."No,itwa8myown sillyfault.Ishouldhaev madethem openthegate andnotgonetoopenitmysel~”
b.TodayFm toblamefornotlettingthem openhtegate.”
袭人说这句话主要是想要承担没有开门的责任。第一个翻译把原语的真正意图也就是言外之力理解错了,有一种很浓的解释和辩解的意味在里面;而第二个翻译就直接按照袭人说的话翻译了出来,没有加任何东西反而把袭人话语的意图准确的表达出来了,因此我们可以说第二个翻译做到了言外之力的等值。
五、结论
幽默带给人们欢笑,是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通过积译幽默,来自不同文化背景、操不同语言的人们互相之间得以分享幽默。好的幽默翻译,不仅应当译文地道,而且能够准确地传递其中的文化信息,使译文读者理解幽默的内涵。译者应明确幽默翻译的目标,即语用等值,以及言外之力的对等在幽默翻译中的重要性,通过保持两种语言的言外之力的等值,使译文读者理解幽默内涵并达到欣赏幽默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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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基本上是一种文化和社会产品,要理解它就应该从文化和社会的角度出发。英汉两种语言之间的文化差异给其在语义层面上的转换带来了巨大的障碍,其差异首先表现为价值观念的不同。汉文化是一元文化,强调“社团价值论”;英文化是多元文化,崇尚“个人价值至上论”。除了价值观念差异之外,英汉文化差异还与两个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与社会环境、气候条件和风俗习惯等息息相关。
英汉民族由习俗引起的文化差异在一些与动物有关的词汇短语上体现得非常明显。英国人喜欢马,养马、骑马、赛马成为其风俗,英国文化就属于典型的的“马文化”,所以英语中有关马的说法极其丰富,诸如talk horse(吹牛)、 get on one’s high horse(趾高气扬)、horse and horse(并驾齐驱)等等。然而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国,世代的牛耕生活使汉语囤积了大量的“牛文化”。牛是“吃苦耐劳,勤奋踏实”的象征,“俯首甘为孺子牛”就是体现的这种情结。相反在英语中却用马来代替,汉语中的“老黄牛”翻译成英语也就成了“a willing horse”。
不光如此,英汉语言中的一些表示颜色的词汇也沉淀了不同民情的文化。“红色”在汉语中含有极强的褒义色彩,“大红大紫”显示的是成功和富贵、喜庆和吉祥。与此相反, “red”却常常让西方人想起流血、战争、恐怖、愤怒和危险,含有较强的贬义。
伴随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的科学理论化进程,我国自八十年代后期,翻译研究呈现出突飞猛进的发展势头。与此同时,随着经济与文化等各方面全球化的影响,无论是翻译理论研究还是翻译实践都展现出一派蓬勃发展的面貌。
在我国,翻译的对象领域被人为的划分为“非文学”的和“文学”的。“非文学”的主要是指一般的实用性文体,如政治、经济、科技、金融、商贸、旅游、体育等,其中最主要的要数“科技翻译”;“文学翻译”则是与科技翻译并行的翻译的门类和方法论。随之也便产生了“非文学”研究和“文学”研究。“非文学”翻译被认为是一种技术性的活动,在翻译活动中长期处于优势地位,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否认,文学翻译研究在翻译研究这一领域中占了主导地位,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文化研究大潮的影响,翻译的历史文化研究日益受到重视,中西翻译的语言和文化思维的差异表现得极为突出,基于对语境、语气、含蓄等的敏感度及广泛运用各种修辞手法等方面的关注,翻译的文化因素被更多地加以考虑。
语言不仅是人类思想感情表达与交流的工具,而且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文化的载体。语言能真切地反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态地域、政治经济、物质文化、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不同的语言决定了不同民族不同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语言表达方式。然而语言的个性与共性是共存和并重的,洪堡特曾经说过:“比较语言研究是对语言差异的准确探索。”可以说,寻找差异的目的是达到统一,其中必须特别关注的,则是语言的音形、词句、文体等形式中所内涵的精神文化实质。
翻译的实质是将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其目的在于把原语的全部信息输入译语,同时取得最大限度的等值效果。英汉两种语言分属于印欧语系和汉藏语系,不同的语系特点,决定了各自的构词法和词义表达差异很大,要想确切地表达原作内容,在翻译过程中就要应用各种技巧。
有时为了使译文更加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和规律,在忠实于原文的前提下,必须选词、增词、省略、把词类适当地加以转换,才能使译文通顺自然。当然翻译并不是纯语言本体的转换,它与社会文化等有着各种关系。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社会文化特色,文化是使人们凝聚为一个共同整体的一系列共享的意义、信仰和价值,有其特定的时空范围,因此,一些话语的正说与反说、句型和习语等在翻译时也要考虑到它们各自的特点。
在中国文化和历史中,有许多辉煌成就令外国学者向往,他们认为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多姿多彩,其历史源远流长,因此形成了构思方式和语言组织上的重视意合和悟性,区别于西方思维差异上的重形合和理性。汉语的意合无须借助词汇语法的衔接手段,仅靠词语与句子内涵意义的逻辑关系或借助语境、语义、语用的因素,便能构成连贯的语篇,这一特点集中体现在古汉语文学作品中;而英语在语言形式上把词语句子结合成语篇整体时则少不了词汇语法的显性衔接。
德国思想领袖哈贝马斯倡导的“交往行动理论”以理解与沟通为现代社会最高目标,认为翻译研究应该成为人类交往实践的一项基本训练,从他人的角度出发,建立起主客体间的有效联系。这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交往甚至是相同背景下的交往都是必要的,这样可以改变现实生活中单向的思维模式,建立一种新的主客体认识模式。
中国人的传统思维讲究天人合一、人法自然、万物皆备于我,所以主体参与意识很强,在语言表达上表现为多以“人”作主语。西方人由于理性的分析而偏重于主客分离和区别,所以有时以“人”这个主体为主语,有时以客体为主语,视情况需要而定,但更多的是抱着客观审视的态度,以事物为主语并进行客观、冷静的剖析和描述,这就导致了英汉语篇主语、主位或是重心上的差异。
从根本上讲,这是中西方各自重综合与重分析思维习惯的表现。中国人喜欢螺旋式的展开方式,先宣称主题之重要,继而进行反复的论述和强调,最后回归到主题;西方人喜欢直线形逻辑思维,就是先表达出中心意思,由此展开,或层层推演或逐项分列,后面的语句由前面的语句自然引出。在一句含有时间、地点、事件的通知性的话语中,中国人的习惯表达是“我们将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做什么事情”,西方人的表达是“要进行的事件+地点+时间”。
例如,中国人习惯上说:我们明天早上去看姑妈,7∶00在院子门口集合。西方人的表达是:We will meet at the courtyard gate at 7 O’clock tomorrow morning in order to visit our aunt.
翻译是传译两种相异的语言与文字,总需要将译者与被译者两方面的语言文字做一番深刻的研究,看中文与外文究竟有哪些相异之处。这些相异之处有文法上的、修辞上的、习惯上的和表现手法上的。
如:由于英语重句子的建构,英语句型多,尤其长句多,西方人习惯于使用“叠床架屋”式结构的长句子,在进行翻译时,都要关照到。
在某种意义上说,翻译活动中准确和流利的表达就是在理解原文的基础上,通过深入的逻辑分析和推理,不断冲破原文词义或句法结构的强制范畴,把原文精髓用规范、通顺的译文语言全息再现出来。由于这样的译文不是原文的机械复制品,它往往需要创造性劳动,亦即语言艺术。而表达的艺术主要体现在理解翻译法以及对于原文用词、句法结构、叙述顺序等问题的恰到好处的处理上。由“直译”与“意译”引发出“异化”和“归化”,在翻译实践中都不能不采用。没有哪一种译文是完全异化或完全归化的,在翻译过程中若能使二者相得益彰,那么就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西方美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许多优良的学术传统,尤其是近几十年来它的飞跃发展,对译学影响越来越大。在进行文学翻译时,不能忽略作品的比较美学价值,不拘泥于表层结构和形态,不注重译作语言质量的高下。现代翻译需要我们对译品所蕴含的代表不同文化系统的审美特征,乃至于对不同国家和民族所持有的不同的审美理论和思维方式,做出美学价值上的判断,以探索其审美本质和规律。
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不能局限于某些语言现象的理解与表达,也不参与评论其优劣,而是把翻译文学作品作为既成事实加以接受,不仅要对其进行一般意义上的价值判断,还要在此基础上展开对文学交流、影响、接受、传播等问题的考察与分析。
研究文学翻译,研究翻译理论,可以拓展新的角度、新的方法,不再单纯评价译品的优劣高下,而是将各类译品作为审美对象,从美学角度进行鉴赏、品味、对比、分析,使文学作品及其译品所蕴含的美学因素及其价值得到淋漓尽致的揭示,使读者在研读文学翻译作品的同时,充分领略原作与译作的审美价值。
英汉互译实践与技巧翻译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问,需要长期下苦功夫才能真正学到手。译者的翻译能力的形成不能单靠学习理论知识、强化技巧训练,而是需要扎扎实实的双语功底及大量的翻译实践。
无论什么翻译,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交流的目的。在国际文化交流日益繁荣,在中国与国际各领域接轨日益加速的时代,为使翻译学得以更好的发展,在注意到中西语言文化思维差异性的同时,必须打破翻译研究的地域、学科、流派的限制,形成跨学科综合、多元互补的研究格局,在译学领域加强交流,跨越不同的传统与体系,进行中西译论体系间的双向互补、借鉴和相互渗透,以达到中西译学的交融与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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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无论在书籍里,还是在人们口头的语言表达里,委婉语总
委婉语是一种用曲折委婉的方式表达说话者思想的特殊语言表达方式。其“最重要的特征就在于运用比较抽象、模棱两可的概念或比喻的、褒义的手法,使谈话的双方能够采用一种比较间接的方式来谈论不宜直说的事,而且不必为谈论这些事感到内疚”。
一、委婉语的民族文化性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反映民族文提供化的一面镜子。英、汉委婉语自然也会折射出两个民族不同的社会生活和文化价值观念。在英、汉语中最为常见的委婉语总是和人的生、老、病、死等相关,下面就此类委婉语的文化性进行分析探讨。
人会变老是自然规律,但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们对 “老”这个词会有不同的心理反应。在中国 “老”是智慧和经验的象征,如 “老骥伏枥”、“老马识途”等。对年长者,我们称呼时也往往冠以“老”字,如:“老寿星”、“老先生” 等。这类称呼中的 “老” 字,其语用功能主要是体现对长者的尊重,“年老”之意被淡化。但在英美人中“老”意味着“不能再为社会做贡献”、“不中用了” ,所以 “old” 是忌用词,要用elderly或senior来代替。
“死” 字几乎在所有语言中都是避讳语,英汉语中死的委婉语,各有特色,反映了不同民族的不同宗教信仰与文化。例如中国佛教把“死”婉称为“入寂”、“圆寂” ;道家却称之为“仙去”、“仙逝”等。老者死亡称为 “寿终”、“谢世”;少年死亡称为 “夭折”;中年死亡称为“早逝”等等。由此可以看出,从死者的社会地位到年龄、性别,生者与死者的关系,生者对死者的态度等无一不体现在所使用的委婉词语中。
英语中的to go west ,to be taken to paradise , to be asleep in theArms of God等习语均出自圣经。__认为,在最后的审判日人人都要把记载自己在世上所作所为的账本交给上帝加以审判。上述关于“死”的英语习语,充分体现了西方人的信仰观念。
二、委婉语的翻译对策
由于汉、英委婉语从属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民族语言,在翻译过程中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文化差异成为译者的棘手问题。作者认为,译者应在 “和而不同” 的原则下,不拘一法,灵活处理。人们常用的翻译方法有以下几种。
(一)直译法
直译就是指在译文条件许可时,在译文中既保持原文的内容,又保持原文的形式,特别是保持原文的比喻、形象和民族、地方色彩等。汉、英虽属两个不同的语言系统,但二者之间仍有某些共同属性。汉英委婉语互译时,在能够确切表达原义和不违反译文规范的前提下,直译应是我们首选的翻译方法。请看以下例句:
1.The old man lay taking his rest after a life of biter hardship.译文:这位老人含辛茹苦了一辈子,现在安息了。英语“take one’s rest” 是“die”的委婉语,译文用 “安息”表达“死亡”恰好对应。
2.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译文:As tarving camel is bigger than a horse.翻译委婉语,采用直译法既能比较完整地保持原文的比喻和语言特色,又能保持形式的统一。
(二)意译法
对译语读者来说,如果直译模糊或难以理解,我们可以采纳意译的方法。意译法是指译者在受到译语文化差异的局限时,不得不舍弃原文的字面意义,以求译文与原语的内容相符和主要语言功能相似的方法。由于汉英语言文化背景不同,一些委婉语如果直译可能会造成读者的费解或误解,这时,我们可以忽略委婉语的表面意思而直接翻译其隐含意义。例如:An old white pimp named Tony Roland who was known tohandle the best looking working girls in NewYork.该句中的 “working girls”的本义是“工作妇女或劳动女性”。后来,那些靠卖笑的烟花女子将自己美称为“工作一族” ,言下之意是她们也是靠劳动来生活的。如果这里将其直译为 “工作妇女或劳动女性” 就会使人产生误解。有鉴于此 ,这里采用意译法将其翻译为“窑姐”,既忠实原文 ,又明白晓畅。
(三)变通超越法
以上三种翻译方法都是以委婉语译委婉语,而变通超越法是对于那些没有对应词语的委婉语,而采取的一种变通方法。不一定是以委婉语译委婉语。这种翻译方法往往舍弃了委婉语的文化特性,用普通概念词表达真实意义。例如:The boy’s laziness all summer go to his father’s goat .那男孩整个夏天都很懒,这使他父亲很生气。(《圣经?旧约》说上帝命撒旦去烧Job的羊群以激怒他,考验他对上帝的忠诚与忍耐。Got one’sgoat 意为“使某人生气”。)
三、结语
由于中西方社会习俗、历史发展、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等诸多方面存有明显差异,不同语言中的委婉语其语用功能不尽相同。 在英汉委婉语翻译中,译者应始终坚持从文化角度去思维,准确把握委婉语的语用功能意义,结合语境“对症下药”,将委婉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忠实无误地传达给读者,从而使跨文化交际得以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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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互文性理论已广泛应用于翻译研究领域。互文性理论的提出为翻译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成语典故的翻译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成语典故的翻译要求译者不仅要熟练地运用两种语言,更重要的是要熟悉两种文化,即要掌握丰富的互文性知识,并采用正确的翻译方法,才能在目的语中准确地传达原语的意义。通常有以下几种对应的翻译方法:直译、直译加注、直译与意译相结合、文化替代、套译等,它们各有其长,亦各有其短,应互为补充,译者应把几种方法辩证地加以灵活运用,使文通意顺。
关键词:互文性成语典故翻译方法
翻译是一项历史悠久的活动,是一种涉及不同语言和不同文化的交际过程。翻译不仅要跨越语言的障碍,而且要跨越文化的鸿沟,成语典故的翻译更是如此。成语典故是语言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记录了不同民族的历史,反映了不同民族的经济生活,透视了不同民族的文化心态和思维方式,沉积了浓厚的文化色彩。然而,从英汉翻译的视角着眼,成语典故是最难翻译的语言现象之一。因此,要将孕育于不同文化背景中的成语典故译成不同的语言而又不产生文化冲突,确实并非易事。国内外众多翻译学者钻研于这方面的研究,互文性理论与翻译研究存在众多契合之处,互文性理论的提出为翻译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成语典故的翻译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互文性”(intertextuality)这一术语是由法国著名文论家、符号学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于1969年出版的《符号学》一书中首先提出的,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探讨语言、文化的关联性。她认为,每个文本的外形都是用马赛克般的引文拼嵌起来的,每个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文本不是孤立地存在,它总是处于和其他文本关系的网络中,而文本的意义也产生于和其他文本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但互文本(intertext)决不是由摘抄、剪贴和仿效等编辑而成的产物,从文本之网中抽出的语义成分总是超越此文本而指向其他前文本(pretext),这些前文本把现在的话语置于与它们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更大的社会历史文本之中。(蒋骁华,1998)
所谓“互文”,概括地说,是指两个或多个文本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交织的语言现象。较有代表性的有广狭义互文性和宏观、微观互文性。狭义互文性指一个文本与可以论证存在于此文本中的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有引用、典故和原型、拼贴、模仿等;广义互文性指任何文本与赋予该文本意义的知识、代码和表意实践之总和的关系,而这些知识、代码和表意实践形成了一个潜力无限的网络,(程锡麟,1996)即互文性延伸到了社会文化语境中,文化内涵和知识结构也被融入到了文本间的相互关系中;宏观互文性指互性涉及到文本与文本间的体裁,文本与文本间的风格关系;微观互文性指文本中的词、词组和句子与其他文本中的词、词组和句子之间的关系。(秦文华,2006)广义互文性和微观互文性对成语典故的理解与翻译有着积极的作用。互文性对翻译研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语言层面上的互文和文化层面上的互文。语言层面的互文往往比较直白和显见,它可以是直接的话语引用,也可以是标示清楚的文献参考;它可以是文本之间的相互指涉,也可以是同一文本、甚至是同一文段内部的互文见义。与语言层面上的互文相比,文化层面上的互文显得间接和隐晦,这种互文一般会超出局部的文本,与一个民族的文化,包括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学传统、政治体制、历史渊源、价值取向、知识结构等联系起来,而成语典故的翻译正是属于这一层面的翻译。
翻译就是理解,并且让人理解。谭载喜说:“翻译中对原文意思的理解,远远不是单纯的语言理解问题,语言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它受着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对译者来说,没有对两种文化的对比知识,就无从谈起对语言文字的正确理解与表达。”互文性是理解一切文本的前提,它强调文本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影响,这种互文性的关联因为所属文化圈的不同,往往不为处于另一文化体系中的人们所知晓,成为语际转换中理解与交际的障碍。译者要进入另一文化体系内,追踪互文性,寻找互文性标记(intertextuality signals),寻根溯源,找到互文性标记所在的文本,即互文参照,以求准确地解读和传译原作中蕴含的社会文化信息。因此,要准确理解每一个成语典故,就必须熟悉其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它所使用的文化语境,才能理解其内涵意义。这要求译者不仅要熟练地运用两种语言,更重要的是要熟悉两种文化,即要掌握丰富的互文性知识,并采用正确的翻译方法,才能在目的语中准确地传达原语的意义。就成语典故翻译而言,互文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翻译的理解和表达的过程中。
根据互文性理论,在成语典故翻译过程的第一步即理解的过程中,不能只满足于文字表面的含义,更重要的是深挖其文化内涵,找出暗含其中“前文本”的痕迹,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理解其涵义。
英汉两种语言中含有大量的成语典故,这些成语典故结构简单,意义深远,往往是不能单从字面意义去理解和翻译的,需要了解它们涉及到的互文性知识。英语典故习语多来自《圣经》和古希腊古罗马神话,如,as old as Adam,据《圣经》记载,Adam为人类的始祖,即最古老的人物,现意为“非常古老或非常陈旧”;fig leaf,指遮盖隐处、维持体面的无花果叶,此语典出《圣经·创世纪》,亚当和夏娃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裙子;the apple of discord,传说厄里斯女神因未被邀请去参加Thetis和Peleus的婚礼,由此怀恨在心,便把一只金苹果扔在参加婚礼的神与女神中间,特洛伊王子帕里斯把它给了女神中最漂亮的维纳斯,从而引起了古希腊人和特洛伊人之间的特洛伊战争,用来比喻“动乱的根源、斗争的原因”;Homer sometimes nods,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出自罗马诗人兼讽刺文学家贺拉斯在《论诗》中的一句话;Sword of Damocles ,达摩克利斯的宝剑,出自古代希腊历史故事,用来喻指临头的危险或迫在眉睫的危急情况,类似于汉语的“大祸临头”。
如上文所言,微观互文性和文化层面上的互文性指一个文本的某些词句或某些语篇的表达与另一个或几个文本相关,有的与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知识相关。翻译时,译者需要熟知或查阅产生互文性的原文本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对这些互文性知识完全熟知,才能理解透彻,表达时才会得心应手,准确传译成语典故中的文化内涵。
谈到互文性对成语典故翻译中表达过程的影响,大多数互文参照是只属于某种特定的文化,译者如何处理这些特定文化中的表达形式,因人而异,但首先要能识别这些互文参照后面的文化因素。通常有以下几种对应的翻译方法:直译、直译加注、直译与意译相结合、文化替代、套译等。
这是译本中用得较多的方法之一。对于含义比较明确、寓意不太深、英译后不会引起文化冲突的成语或典故,译者一般都采用直译法,保留其原有的形象特征,这有利于保留原语典故的民族特色,有利于英汉文化交流和融合,并能丰富译文语言的表达力。
有时在译文中采用直译法保留了原文的典故形象,但由于文化差异,典故的涵义即蕴含的互文性知识难以为译语读者所理解,特别是有些典故蕴含着一个历史事件或一个故事,为了便于译文读者的理解,译者要完全体现原文的含义,加注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所谓“直译与意译相结合”,就是将典故性成语按字面直译,同时增译简短的解释性词语,这样不仅有利于译文读者的理解,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译文语言的修辞效果。
文化替代就是将原语中具有文化特色的表达方式,替换为译语中意思不尽相同但能对读者产生相似效果的表达方式。如:How she wished she could send that man to the Furies--for the punishment she thought he deserved。“Furies”是希腊神话中的复仇女神,在概念上与汉语的“母夜叉”是不能等同的,但在形象上有共同之处,两者都指女性,都具有凶恶可怕的外貌。汉语中“复仇”与“惩罚”在语义上并非完全对等,例句中强调的是惩罚,因此翻译时舍弃原典形象,借用汉语“母夜叉”来表达原句的意思,不仅形象鲜明,而且语句简约通俗。
汉语典故成语与英语典故成语各有其民族文化渊源,相同之处甚少,即使可以找到一些含义近似的典故,用在译文中往往会因民族文化色彩不协调而显得不伦不类,所以,一般说来,翻译中不宜用典故成语套译典故成语,但也不是完全没有。笔者所提到的套译,是指以英语中相应或同义的习语或谚语,将原文中的成语之类作对等的翻译,反之亦然。如:“That’s done it,”said Manby,tearing up the agreement.“Now we’ve burned our boats behind us and we’ve no option but to go forward with the project.”(B. L. K. Henderson: A Dictionary of English Idioms Part 2,1956)孟拜把协议撕了说:“就这样了,我们现在是破釜沉舟,别无选择,必须把计划进行下去。”
互文性理论不仅拓宽了成语典故翻译的新视野,而且对具体的翻译过程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英汉成语典故各自含有丰富的互文文化知识,其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在性质和内容上存在差异,译者不仅应掌握原语的语言系统,还应尽量多的了解该语言所属的整个文化系统,并在翻译中对语义的文化相关性保持高度的意识。翻译时,译者可灵活地采取各种译法处理文化差异,但应设法尽量保留和传达原语特有的民族色彩。以上几种翻译方法各有其长,亦各有其短,应互为补充,译者应把几种方法辩证地加以灵活运用,使文通意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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